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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輿論空間中主流媒體的表達

時間:2013-10-29 11:37:53  來源:人民網  作者:祝華新

互聯網的興旺發達,讓社會不同群體都有了利益表達比較順暢的通道,帶來了一個多元輿論場。主流媒體在多元輿論場上何去何從,先得看看什么是今天的主流媒體。傳統的主流媒體是黨報、國家電視臺。而今天我們不妨借鑒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提出的標準來考量。

毛主席當年論述什么是大眾文藝,指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什么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

用主席的觀點來判斷,今年能否成為主流媒體,不一定是有體制內的編制。主要看三條:是不是有最廣大的受眾;是不是直面社會熱點;能不能吸納主流民意。

在網絡輿論的洪流中媒體如何自處?

主流媒體在今天的多元表達和價值取向中何以自處?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剛剛過去的國慶,天安門廣場升旗儀式,很多媒體的法人微博都發了這樣一條消息:11萬群眾冒雨觀摩升旗儀式,留下5噸垃圾。有人據此批評我們的游客甚至中國人的國民素質差。但多數網友再轉發時,并沒有對這個數據做點計算:11萬人留下5噸垃圾,到底是多是少?

有網友算錯了,用11萬人÷5噸垃圾,得出每個人帶了44斤垃圾,據此質疑:11萬人看升國旗,難道每個人扛了一袋約50斤的大米去的嗎?網友調侃:“5噸垃圾看完升國旗,留下了11萬人,讓我陷入了沉思。”這個段子提示,很多網友在轉發流行微博時,不注意點開看新聞的全部內容,不注意做簡單的換算。

緊接著有人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天安門廣場由于安保方面的考慮,不設置垃圾箱,11萬人通宵排隊看升旗產生的垃圾,人均45克,在短短30分鐘內就能夠收拾干凈。這樣守規矩的游客和高效的清潔工到哪里找?這不是說明國民素質差,恰恰是提示國民素質高。

還有人比較,紐約時代廣場迎新年,一夜之間產生40噸垃圾,是天安門廣場的8倍。香港尖沙咀文化廣場歡度圣誕,兩天留下了20噸垃圾。這說明垃圾的多少可能與國民素質關聯不大。

在今天,面對網絡流行議題,記者一定不能人云亦云。要多一些冷靜的思考,包括做一些必要的計算。

再來看夏俊峰案。那天晚上傳出最高法復核夏俊峰死刑的消息,網上一片悲情。第二天一大早,夏俊峰的妻子以@沈陽張晶 發出微博,去看夏俊峰最后一面,公布了一張家人在出租車上悲痛欲絕的模糊照片,轉發4.8萬條,評論2.8萬條。自打擊網絡謠言以來,微博上已很少有過萬的轉發和評論。

在等待死刑復核的這幾年中,媒體和網民都關注夏俊峰的妻子和兒子強強,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被夏俊峰殺害的兩個城管的家庭。申凱,四代單傳,死時沒孩子,家里斷了香火。張旭東,女兒只比強強大1歲,一家三口,父母及重病的哥哥,6人擠在不到60平米的房里。兩個城管家庭跟夏俊峰一樣都是弱勢群體,都值得同情。張旭東的妻子叫紀晶,不理解“張晶這么高調,會不會給孩子帶來傷害?會不會讓讓孩子變得對真相不加分辨?”

在城管和攤販這對老冤家的矛盾糾結中,固然有城管“暴力執法”的案例,比如有媒體報道湖南臨武的城管涉嫌用秤砣砸死了瓜農鄧正加;但也有攤販“暴力抗法”,在四川南充市,菜販夫婦涉嫌用秤砣砸昏了城管。

對夏俊峰案中城管一方的聲音,好像只有少數報紙做過報道和評論,包括《中國青年報》、《南方都市報》、《新京報》。在網上咒罵城管的聲浪中,我印象中是北京一家都市報記者提著果籃走訪了兩個被殺城管的家庭。

有人試圖證明夏俊峰也做過城管,即使成立,也不改變事件的性質。在城管與攤販的矛盾中,我們不要簡單地妖魔化其中一方,而要反思和完善城管制度,如何包容像夏俊峰這樣的弱勢群體非正式就業。

人民網組織過一組系列報道“城管十問”,采訪了一百多人,包括城管、攤販、市民、專家學者。我們試圖讓這對矛盾糾結中各利益相關方的聲音都能夠釋放出來。

對夏俊峰案,網友@五岳散人 說得到位:夏俊峰可憐、城管可憐、他們的家庭可憐。是什么讓原本只是普通人的城管和小販如此敵對?這里有贏家嗎?所有人全輸了,這樣全輸的日子我們還要過多久?

在夏俊峰下葬的那一天,我發現中國青年網有一篇評論《同情是美德,但法律是底線》。同情夏俊峰是人之常情,但是我們追求的現代法治,排序是法、理、情,而不是情、理、法。我把這篇文章推薦給有關部門,不少網站做了轉載。這個視角有利于我們冷靜思考三個家庭的不幸悲劇今后該如何避免。

在夏俊峰案中,還有一方被忽略了,這就是當地城管局。法院判決書寫著:“對發生的沖突,被害人申凱、張旭東有責任”。死者長已矣,但在兩名城管遇害、夏俊峰伏法后,當地城管局應該站出來為管理方面的責任表達歉意,包括對有關負責人進行必要的問責。如果那位城管局長還在任,我覺得在公布死刑復核決定前先行免去他的職務,有利于平衡社會心理。

京華時報PK農夫山泉,忽略了關鍵第三方

下面的例子,不代表我個人的觀點,只是客觀復述網上不同的意見構成,所謂輿情監測就是“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

《京華時報》和農夫山泉的事件。網友認為,在這起罕見的一家媒體和一家企業的輿論攻防戰中,媒體似也深陷利益糾葛,成為一個利益當事方,而不是超脫的社會公器。有網友發帖評《京華時報》的有關報道《四問農夫山泉,請你正面回答》:說這種意氣十足的標題,已失去了媒體監督的分寸感。“你,你,你”,中立客觀感沒有了。

我個人覺得,媒體的報道最好不要變成:你的利益對立面是我,變成了你我之間的利益沖突。媒體最好是站在相對超脫的第三方,來進行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

農夫山泉也不是好對付的主兒,企業官方微博發帖回擊《京華時報》:這個問題,你必須給公眾講清楚。《京華時報》,你跑不掉,也別想跑。

這對“你和我”的矛盾沖突中,雙方是不是都丟掉了一個更重要的第三方?這就是消費者和公眾。無論媒體和企業,都首先應該對公眾負責,對消費者負責。

這個問題涉及傳統媒體的話語霸權如何妥善地使用,需要新聞界一起嚴肅反思。媒體在監督報道中如何擺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客觀地超越利益糾葛、還原事實真相,需要媒體共同探討。還有中國記協在這場有巨大爭議的媒體和企業的輿論攻防戰中,能否發揮某種調節作用,給媒體人提供一些職業價值規范?

還是@五岳散人 的話,他作為自媒體人參加了農夫山泉的新聞發布會,在微博中既批評了農夫山泉“不加掩飾的的水軍”,也認為《京華時報》表現出傳統媒體的“不專業”和話語權的“強橫”。他主張:這事原本可以良性互動,最終拷問中國食品安全、質量管控體系,“結果變成了一場鬧劇”。

我特別關心這個事件中消費者的話語權、公眾的話語權。農夫山泉事后聯合上百家媒體,組織網友到農夫山泉的水源地千島湖行。這個活動試圖高揚公眾的話語權,當然網友并不代表全部消費者,但是網友可以成為消費者的某種代言人。

如何避免下一個“偏執”的唐慧?

再說唐慧案。唐慧因為長期上訪、“鬧訪”被勞教時,人民日報法人微博深更半夜發過一個“晚安帖”:專家最近宣布,經三級指標體系測評,民族復興任務已完成62%。然而,當湖南永州遭強暴幼女的母親因上訪被勞教的新聞傳出,這一數字顯得如此蒼白。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應只有GDP和奧運金牌,復雜的數理模型中,更應包含百姓的權利與尊嚴、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我們共同努力。

這條微博獲得了12.8萬次轉發。很多活躍網友就是在這一天晚上宣布成為人民日報的粉絲。黨報直接推動了唐慧被解除勞教。

今年,在唐慧起訴永州勞教委勝訴后,《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顛覆性的調查報道《永州幼女被迫賣淫案”再調查:唐慧贏了,法治贏了沒?》質疑唐慧的女兒賣淫是否為強迫?對妓院老板的量刑是否有過當?

此前的報道如果把唐慧一味描繪成一個復仇的圣女,是否存在媒體有選擇性地提供信息,模糊了事實的真相?這篇翻案文章引發了嚴肅的思考。

仍有不少網友對此文持質疑態度。一位媒體人網友認為:報道給人的感覺:你們看,訪民唐慧就是一個刁民。她怎么不按法律常規程序來啊。可是,現實是,你的女兒11歲,在色情場所賣淫,警方處置不力,可能存在黑幕,作為孩子的母親,你要討說法,你會怎樣?網友“小二黑被改良”說:學生有好有壞,幼女也有冒天下之大不韙者,但你和一個11歲的幼女講是否“自愿”或者“被強迫”賣淫,就是對這個社會最大的惡意!

有律師感覺,這篇報道對事實是否還存在新的偏頗?應該就質疑的問題,問下唐慧及其律師,允許其辯解。不要為顛覆原有的偏頗而劍走偏鋒,甚至“落入魔道”。當然這是個別律師的看法。

《南方都市報》發表評論:唐慧案一個基本的假設是,如果法治更加健全完善的話,唐慧根本不用付出那些被批評者認為沖撞秩序的行為。要想唐慧們走法治渠道,首先得存在這個通道。當反省唐慧案走偏的每個細節,對照法治規范去改進。

我個人認為唐慧案是“歷史的共業”。唐慧一方帶有無序抗爭和無理要求。基層政府一方有嚴重不作為,維穩思維背后對民眾痛苦的冷漠。圍繞唐慧案的法律和輿論攻防戰,任何一方哀矜勿喜。設身處地,你能否做得比唐慧更好?如何避免出現下一個偏執的唐慧?

為左翼草根送去深切的體諒

最近對“文革”道歉的案例不少,包括陳毅的兒子。10月6號粉碎“四人幫”,很多人在慶幸“文革”那場浩劫終于結束。但是我也注意到有另一種聲音,這種聲音雖然微弱,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就是懷念“文革”的草根民眾。有一個不知名的網友帖說:“只恨下崗職工沒有多少文化,不然寫寫傷痕文學,那么改開后簡直就是地獄!”

這個帖子令我震驚。這位下崗職工顯然是對知識分子一味控訴“文革”罪惡不以為然,認為下崗工人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苦難不比“文革”中的知識分子少。在他們的心目中,改革開放的30年竟如此的不堪。

這是被信奉所謂普適價值的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忽略的社會現實。相當一部分草根民眾在市場經濟這場大的社會轉型中,處于弱勢地位,不像知識分子還有謀生的技能。他們往往在國企改制下崗以后,處于極度貧困和無助的狀態。比物質的貧困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貧困。知識分子還有一套公平正義、所謂普適價值觀這一套東西,來批判社會轉型的不合理。而他們只能從三種亞文化中尋找精神的皈依。一個是宗教,一個是更不規范的宗教——法輪功,一個是已經被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否定的“文革”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那一套左的東西。“文革”對于他們來說不是“左”,而是他們對過去消失的好時光的懷念悵惘。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是全民貧困,但是在他們重構的記憶中卻被極度地美化了。我們要深切的體察很可能多達上億、也許更多的弱勢群體,他們生活的無奈和悲哀,他們的無助感。

對所謂“重慶模式”,很多左翼大V噤聲,主要是左翼小老百姓網友成為“鐵粉”。據說在洛陽的周王城廣場上,總有一些小老百姓舉著毛主席像、唱紅歌。這是一群被市場經濟邊緣化、亟需社會送去溫暖的人群。如果固守所謂自由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很可能忽略了這些在周王城廣場翩翩起舞的群體,而他們構成了中國民意龐大的底盤啊。

記者立身之本是客觀+均衡

今天做調查報道,互聯網讓信源多樣化,也雜音化。媒體能否成為網絡紛亂信息的過濾器?在價值判斷上,要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記者不要做道德判官。在大眾麥克風時代,媒體本真,記者的立身之本,是客觀+均衡(觀點均衡)。不要與網友比直抒胸臆、快意恩仇(容易變成好勇斗狠);不要與網絡“意見領袖”比指點江山(容易變成信口開河)。

互聯網時代,涌現眾多“公民記者”、“公民報道者”。在今天多元的輿論場上,傳統媒體仍然扮演專業隊的角色。今天球場上大量的是業余愛好者。傳統媒體要成為NBA那樣出色的專業隊,需要恪守新聞專業精神。與人人皆可發微博、140字流彈滿天飛的局面相比,傳統媒體更適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準判斷,對一旦出錯損害職業聲譽有嚴格的行業自律。面臨互聯網越來越大的民意壓力,能否穩步放開傳統媒體,讓新聞專業精神成為互聯網紛亂信息的過濾器、國民心態的壓艙石,構建穩定、開放、包容、理性的多維公共輿論空間?

人民網輿情監測室提出了打通政府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理念。今天政府背負著現實國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負擔,而要求立即改變現狀的網民卻總是能占據道義制高點。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復雜性,容易把政府視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礙,因而網上不利于政府的負面傳聞乃至于惡意猜測總能迅速擴散,引起共鳴。而一些政府部門則容易把有訴求的老百姓視為維穩的潛在對手,對網民的意見表達傾向于管控打壓而不是傾聽化解。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網民之間的對峙情緒。

例如,要求開放異地高考,允許非戶籍人口參加本地小升初和中考,在道義上絕對是正確的。反對異地高考,在道義上是錯誤的。但是還要考慮客觀可行性。在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戶籍人口已經占到三分之一以上。如果現在立即開放異地高考和非戶籍人口參加小升初和中考,兩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即使翻一番,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所以改革既要有緊迫感,又有“過程意識”。

在互聯網環境下,記者要保持冷靜的頭腦,不能跟著感覺走,這容易導致放大網上對社會的負面認知,激化民眾和政府之間的對立情緒。今天,一些網民很像韓國電視劇里面的“瘋狂女友”,把政府當成了這樣的男朋友:一,你怎么都不管我;二,誰要你管我;三,你給我個解釋;四,我不要解釋,我不聽我不聽,你說的都是騙人的;五,看看人家的男朋友。希望老百姓理解政府治國理政的難處,更希望政府體諒民生的艱難和老百姓個人維權的不易,多一些人情味和擔當。

不要把大V帖文等同于于網絡民意。在新浪微博和騰訊微博上,有關“憲政”的帖文有219萬條。但在這個知識界熱門議題之外,還有一個草根民意的遼闊底盤。廣大普通網友更關心的還是民生問題,有關就業、養老、醫療、住房方面的帖文,都是憲政貼文的十倍和幾十倍。

也不要把網絡民意等同于全體國民的意志。在互聯網上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言的,只是十分之一的國民。農村的“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壓根上不了網,高收入階層,司局級以上領導干部很少在網上發言,人民政府必須調和鼎鼐,均衡照顧所有中國人的利益。

盡管如此,網民由于善于表達,網絡輿論仍然可以成為民意的風向標,值得我們高度重視。正如甘肅張家川那位被刑拘的16歲初中生,在QQ簽名檔有一段自我描述:“我抽煙,但不嗑藥。我喝酒,但不亂性。我崇尚暴力,但很少打架。我人窮,但不需你的同情。我一身惡習,但有自己的信仰。我長的不帥,但會努力讓自己善良。我不會給討厭的人好臉,但真誠對待每個幫過我的人。我要的不多,只要一個相伴一生的女人,和一幫參加我葬禮的兄弟。”這是網上廣為流傳的一段話,準確道出了不少年輕網民的心境。

媒體是“黃金小拇指”

近年來政務微博和體制內媒體的法人微博有了大規模的發展,政府已經在互聯網上有力地呈現了力量。就網上的民間輿論而言,即使有了針對大V的重拳出擊,“意見領袖”階層恐怕不會消失。我認為,民眾和政府在新聞輿論場的對視中,新聞媒體,特別是媒體的法人微博,將發揮舉足輕重的第三方作用,類似于股東會里的“黃金小拇指”股東,雖然只占5%的股份,卻擁有否決權。

與政務微博相比,新聞媒體暨媒體微博具有更強的議程設置能力,能夠制造流行,影響輿論走向。媒體微博的公信力恐怕還在網絡“意見領袖”之上。媒體人經常抱怨缺少足夠的“第四種權力”的話語權,但我們是否能夠審慎地用好這份“話語權”呢?媒體話語權要有利于社會各階層的利益表達和公平博弈,增強社會粘合度,而不是加劇政治分歧、進一步撕裂社會。當前官民裂痕日趨加深,需要媒體人在艱難中尋找連接,打造共識。

我們既希望政府公權克服對民意的漠視和蔑視,同時,媒體也要力戒“道德潔癖”和“智商優越感”,少一點站在道德高地的自以為是,多一點對公眾特別是左翼草根民眾的深切體諒。

我有一個觀點:政府與其花那么大力量試圖“凈網”,不如用更多的精力來發展和規范傳統媒體,因為媒體是新聞事件到達公眾輿論的關鍵節點,可以成為網絡紛亂信息的過濾器,網民浮躁心態的壓艙石。

在互聯網信息真偽難辨、網民情緒經常劍走偏鋒的情況下,新聞媒體不能成為網絡帖文的印刷版。我們要對網絡信息去偽存真,為網民情緒扶正抑偏。在傳統媒體時代,我們發稿比較謹慎,有嚴格的審稿流程和職業自律;現在有時候媒體的法人微博發聲非常不謹慎,只要抓住一個吸引眼球的事立即去轉發。這會付出媒體公信力的代價。媒體不能根據網絡熱點,用鼠標寫新聞,必須經過記者邁開雙腿的實地采訪,至少也得給各當事方打電話了解情況。最好爭取面對面采訪,以記者察言觀色的基本功,面對面采訪才能減少誤判。

記者在自媒體的報道,恐怕需要約束。據說有關方面正在進行調研,記者利用職務之便取得的證據線索,能不能未經單位允許自行傳播?有人主張用合同法來約束,我贊同。

還有一個“獨立調查記者”的問題。他們沒有記者證卻出沒在各個突發事件現場。如果說“公民報道者”是當事人爆料,偶然出現在現場的其他網友圍觀聲援,即使有所偏頗,也要盡量給予包容。但是,“獨立調查記者”是職業報料人,尚未形成職業道德和行業管理的規范,也不受發行量、收視率、市場規律的制約,還處在黨委宣傳部管理媒體的體制之外。在缺乏約束的情況下,他們是否還能準確地幫老百姓還原事實的真相,沒有任何私利地維護社會正義?我覺得需要加以規范。

還有維權網站、輿論監督網站,沒有新聞采訪資質和時政新聞的轉載資質,卻專門搜集有關政府部門和企業的負面新聞。它們有可能是真心幫助老百姓維權,但也有很大可能摻雜了商業利益。

輿情監測,不是輿情監控

經常有人把輿情監測說成輿情監控。一字之差,卻有根本區別。人民網從事的是監測,我們不是公權力,沒有任何“控”的職能。我們主張,新聞的發生是第一位的,新聞的報道是第二位的。輿情監測就是還原社會真實的意見構成,解決輿論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第一位的,輿論引導是第二位的,刪帖只能作為極特殊情況下消除違法有害信息的一個輔助手段,不能作為輿情應對的唯一手段。

我們不同于某些網絡公關公司為客戶提供刪帖服務。我們的服務是幫助客戶追蹤和把握民意脈搏,認真面對和妥善解決輿論危機中暴露出來的實際問題,及時化解民眾的疑慮和對峙情緒,屬于一種智力增值型的公關服務。

最近看到一個微博帖子:“我們生下來國家是這樣,是我們的無奈。我們的孩子生下來國家還是這樣,就是我們的無能。”這段話讓我難過,也心有不甘。社會轉型期民生問題,老百姓權益保障問題,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官場貪腐問題,錯綜復雜,民望饑渴,體制疲憊。調查報道和輿情監測,是硬幣的正反面,一個是坐南朝北,代表老百姓監督社會、監督政府,一個是坐北朝南,幫助政府體察民意,穩妥制定和及時修正決策。這兩項工作都需要一個建設性的心態,補臺而不是拆臺。讓我們攜起手來,為推動公共治理的改良和官民良性互動而努力。

(作者為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秘書長 祝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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